北京K12“黃金時代”過后，老師該何去何從？（下）

　編者按：培訓行業里，老師是一個核心而龐大的存在。2011年K12培訓機構上市熱潮吸引了大批老師加入，如今，因為政策變化這股“淘金熱”逐漸退去，危機、曙光，成為這個時代的代名詞。本文從金字塔的底端、中端、頂端三個群體的生存狀態里折射出K12培訓市場的現狀及當前問題。因文章篇幅較長，分上下兩篇。

　　本文續接《北京K12“黃金時代”過后，老師該何去何從?(上)》

　　塔尖名師：奧數熱潮下的印記

　　和所有行業一樣，培訓行業最頂層的老師，雖然人數相當有限，但他們獲得酬勞和社會資源都是普通老師的數倍。在這個可以被稱為“塔尖名師”的群體里，出現過幾位知名企業家，不過更多的人即便同樣選擇了創業這條路，卻并未能將自己的公司做到讓人銘記的規模。

　　在教育培訓這個客戶非常看重“出身”的行業里，林立的“出身”堪稱完美：北大物理系學生，通過全國競賽獲獎拿到的保送資格。2002年，林立還只是一名大二的學生，平時會抽空做家教。此時，他可能很難想到，他的職業選擇和人生規劃因為兼職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我最早做家教是教物理20元每小時，后面慢慢漲，最后漲到了35元每小時的時候我就沒有再去做家教了，而是去了仁華學校教小學奧數，當時仁華的時薪是80元每小時，”林立回憶道。仁華學校的前身是“華羅庚數學學校”，素有“奧數界的黃埔軍校”之稱，除了培養了大批在奧數上有天賦的學生外，還選拔并培訓了一批奧數名師。

　　與此同時，北京小升初的擇校政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快速催熱了一個行業，小學奧數培訓市場。

　　2000年1月，教育部《關于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要求“任何初中入學、招生不得舉行或變相舉行選拔性的書面考試。”;2005年，教育部下令公辦學校不得舉辦奧數班，義務教育招生不得參考奧數證書，同年，北京市教委年叫停了“迎春杯”數學競賽。

　　公辦學校無法舉辦學生選拔考試或者科目競賽，名校又不買電腦派位的帳，留給派位生的只是極少的名額。于是“小升初”時，事關好學生的選拔大任就被培訓機構給間接承擔了，而北京這些名校選拔學生的重要參考標準就是奧數成績。

　　有了在仁華學校的授課經歷，林立成了培訓機構爭搶的名師。他的薪資也從150元每小時，一路上漲到200元每小時，300元每小時，500元每小時。直到2004年，林立本科畢業時，他兼職所得的年薪已經達到32萬元。而他的同學，剛畢業時的月薪不過4000-6000元，極少超過8000元。

　　本科畢業后，林立被保研進了北大物理系，卻因為一心創業的豪氣，最后沒有拿學位證就輟學創業，辦起了培訓機構。

　　“當時導師叫我找一個難度系數低一些的雜志，然后寫篇論文發了。但那時候就想著要創業，也不能繼續念了，學位證還有輔修科目的學位證都沒拿，就出來創業了。”2007年，在畢業前夕，林立做了一個培訓機構。2010年，林立的培訓機構年營收達到了2000多萬，老師不過20多人，均來自北大內部招聘。

　　三年之后，林立的培訓機構依舊只有2000多萬的體量，沒有再擴大，直到2013年被一家大型K12培訓機構收購。

　　“當時大家的重心都放在教研上，沒有去擴開市場和渠道，也沒有控制退費率。最后發現，新招來的學生都用來填補之前的退費率了。”林立20多人的團隊基本是老師，缺乏一個長遠的企業規劃，也沒有組織一個科學的人力構架。

　　雖然K12培訓市場同樣不缺勵志的創業神話，然而，大部分的名師創業都栽進了這些“坑”里。直到現在，書生氣的林立還會半開玩笑的說：“我是不是很像個書呆子，就是英語中的nerd?不過，我現在已經比原來好多了。”

　　讓林立感慨不已的是，2013年賣掉自己的創業公司時，朋友們都直呼賣得太廉價。而現在，他的朋友們卻向他打聽“還有誰收購培訓機構，不要錢都可以。”

　　“名師工作室，自己賺個300多萬可以過得很舒適，但是對于中小型機構來說，會做得越來越艱辛。”最后，林立這樣感嘆道。

　　“淘金夢”能否經得住政策逆轉的考驗?

　　“如果我當時月薪不是1400元，而是2400元，我就不會來了。” 這是黃源的感慨，也是所有老師的擇業動力。

　　辭職、換行，這一個改變讓黃源的收入一下子翻了整整7倍。K12的培訓市場，讓轉行或者剛進入的老師在幾個月的時間里，來了個收入“大躍進”。2011年，人社部統計的北京職工人均工資為4672元，培訓市場里的老師收入大部分都超過了這個水平，月入萬元的老師并不稀罕。

　　然而，三年過去了，根據人社部統計的2014年數據，北京職工人均工資水平為5793元，三年里上漲了23%。而培訓市場里三年前月入萬元的老師，很多依舊是月入萬元，甚至部分學科，收入開始大幅度縮水。

　　這幾年里，出現并流行起了一個新詞—“都市新藍領”，主要指兩類人群：第一類，薪資高但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辛苦的人群，比如最典型的導游、銷售、月嫂;第二類，工作時間正常，但薪資一直處于低位的人群，比如行政，后勤。但是，在《2013年都市“新藍領”生存報告》中，將翻譯、會計、網頁設計、編輯出版等也納入了“新藍領”的范疇，“新藍領”的學歷構成開始大幅度提升。在“新藍領”的行業界定里，工作時間長，缺乏長期職業上升空間，成為兩個重要條件。

　　2015年最新的報告發布時，曾有老師這樣調侃道：“這樣算來，我們也是‘新藍領’了。”但事實上，任何人都不希望在這個群體中加上“老師”這個崗位。

　　2010年-2011年的市場繁榮期，吸引了黃源和葉寧這樣的老師，也讓林立的學校沖過了兩千萬元的收入門檻。然而，緊隨其來的是政策的“隆冬期”降臨。

　　直到現在，林立依舊對“奧數”“小升初”類似的字眼仍然十分敏感，因為他切切實實的經歷了2012年媒體對奧數培訓的高度曝光。2012年，央視13套對北京多家培訓機構的奧數班進行了暗訪調查，接連三天鋪天蓋地的報道給北京奧數培訓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打擊。

　　和媒體曝光同步的是，北京2012年出臺的各項“禁奧”政策，這些政策讓奧數和其它競賽培訓市場陷入到一個低谷。但“奧賽”或“杯賽”之外，來自政策調控更深遠的影響也在等待北京的培訓機構接受嚴峻的考驗。

　　2012年，北京異地高考政策明確規定外地戶籍考生暫不能在北京報名參加考試;2014年，符合條件的外埠學生，可參加中職考試錄取;2016年，符合條件和標準的外埠學生，可參加高職考試錄取，畢業后可參加升本考試錄取。

　　看似在和緩的政策始終都沒有放松一個根本問題：外地戶籍的學生無法在北京正常參加高考錄取。于是，大量外地生源返回原籍就讀，北京K12階段的學生大幅度減少。另一方面，留學低齡化加速，行業內對低齡留學生的界定早就從“高中生”變為了“初中生和小學生”。

　　總體生源的縮減也就意味著北京課輔市場的目標群體縮減。培訓機構去哪里招生，老師怎樣保證自己的生源再次成為必須思考的問題。

　　2015年的暑假還沒來到，包括學而思、優能在內的幾大K12培訓機構率先打響了“價格戰”。“1元小班課”、“30元一對一”，這樣的價格在過去絕對無法想象。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價格戰背后，是機構搶占生源入口的迫切需求。如果說豐水期里，勤奮的人都可以分得一杯羹，那在干涸期里，食物爭奪戰讓社會規則變得殘酷了不少，勝者留，敗者去，直到下一個豐水期的到來。

　　在無法左右政策的無奈下，生產工具的更新和進攻策略的改變成為了寄托。從去年到今年，題庫很火，答疑神器很熱，家教O2O很紅。今年開始，關于“二三線城市”培訓市場崛起的說法成為培訓擴張的機會所在。

　　黃源在看各種找老師平臺里，有沒有可以擴大知名度，真正能招到學生的網站;葉寧的公司也在研究題庫和刷題神器，他們也在籌備類似的產品;林立的朋友們在說服他二次創業，做在線教育項目，只是他還沒想好方向。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說的“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似乎得到了印證。當情況逐漸發生變化的時候，就是逼迫人們去找新機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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