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任職后，碰到很多讓我非常感慨的事情。例如，我認識的朋友中，但凡稍有點經濟、社會、政治地位的，幾乎都在忙叨著把孩子往國外送。前些年，還有英國、澳州，這些年幾乎瞄準美國名校；前些年大多是出去上大學，這些年，高中、初中送出去的也不少；前些年大多只是孩子出去，現在，為了孩子上學，全家移民的情況越來越多。還有一種極端的情況是，父母是企業家，通過巨額捐款給孩子鋪路。而且，這雪崩甚至是血崩一樣的留學大潮，從社會上層開始，一層一層向下拉動，現在其實才剛剛開始拉開序幕。統計數字表明，2013年一共有27萬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留學，這個數字還在以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長。

另一方面，常青藤級別的高校對亞裔申請者內部實行比例控制，已經是行業內公開的秘密。對中國留學生比較開放的高校如南加州大學（USC）、伊利諾斯大學（UIUC）等，中國留學生已占到國際學生近半數。很多學科，整個實驗室、大半個教室都已經是中國人，大家生活、學習中都用中文，“跟沒有出國一樣”。再往下走的各層次各類型高校中，隨著中國留學生的增加，種種問題也越來越多，各種斗毆、賭博、吸毒、兇殺案層出不窮，原來集中在澳洲、英國“留學的垃圾”現象，如今慢慢地在美國也出現了。賴駱家輝等親華人士之助，中國人留學美國大門打開了，可門開了，新的問題也來了。再往下，何去何從？

不無刻薄的一個類比是北京的異地高考政策造成的一個現象。戶口不在北京的家長為孩子爭取平等教育的權利而上訪、靜坐等，被稱為“異鬧”。2013年，北京教育部門出來的政策居然是，孩子可以在北京參加高考，但是卻只能上高職（高等職業技術學院）。這背后的潛邏輯其實是，反正這些高職，畢業后也拿不到進京指標，無法轉為北京戶口，爸媽是外地人，子女也還是外地人，改變不了你們外地人、二等公民的身份。總之，讓你們這些人世世代代做二等公民，“世代為奴”。

同理，教育發展不上去，中國世世代代都是二等國家，什么GDP世界第一、多少個國家申請加入亞投行、航空母艦建了多少艘之類，其實都是浮云。不管網上受蒙蔽、被利用的那些人怎么叫囂，觀察一個國家的權富階層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哪里，才是理解這個國家的深層脈絡和內在邏輯的最好方法。例如，非洲的很多獨裁統治者往往習慣把子女送到西歐國家受教育，在西歐的大都市擁有豪宅官邸。不管這些獨裁者唱什么“我是農民的兒子”之類的高調，如果他們的孩子、他們的財富都在A國，A國則成為這個國家統治階層事實上的宗主國，到了關鍵時刻，最毫不猶豫拿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國家利益去與宗主國做交換的，往往也是這些統治者。

所以，2005年的錢學森提出的：“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所謂“錢學森之問”），其實他自己在大躍進期間三次撰文論證畝產萬斤的時候，就已經回答得很清楚了。但愿他這樣問，只是他為了闡述problem（難題）的一種表達技巧，如果真把它當成一個question（課題），那除了在探訪者面前“賣萌”，真是很難為他找到其他解釋的依據了。你做秀？我做得比你還厲害，愛做秀的碰到一個做秀界的宗師，熱鬧。

教育這么不堪，怎么好像一時間并不影響經濟的發展？這里面的邏輯，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各行各業都可以大力引進和吸收西方國家幾百年來已經研究出來的科學、技術和訣竅來支持經濟的發展（想想一個西方引進的互聯網，就給中國經濟做出多大的貢獻）。但是，當西方可供我們使用的知識存量基本消耗殆盡的時候，中國教育落后的負面影響就會不可避免地顯露出來，尤其是當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時又反過來給西方國家造成了相當壓力的時候，他們在教育、創新、知識產權等方面對中國采取一些更強硬的態度，是可以預料的。2014年5月，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美國空軍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言，提醒大家不要高估中國的影響力：“我敢說，你們說不出任何一項創新項目、創新變革以及創新產品是來自中國！”就是這種后發優勢和這種優勢帶來的壓力的一種集中體現。

無底線、無邊界的商業化，同時也毀掉了很多體制外的學校的前途。燕京大學只辦了33年，給中國學術界留下了多少傳奇。而我們這些所謂的民辦高校，自80年代起，到今天也有30多年的歷史了，給中國留下了什么？擴招剛開始的時候，一些所謂的“萬人民校”，9月1日收了兩個億學費，9月2日能調一個億去做生意；打著教育的旗號拿地，打擦邊球把地皮放在（舉辦人控制的）教育投資公司名下，想方設法用土地抵押貸款，甚至直接更改規劃，把教育用地變成科研、商業或者住宅用地；食堂、住宿另收費，加裝熱水器、網絡另收費，甚至連選修課另收費……最后各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掙錢手段都用上了。平心而論，與謀財害命的毒奶粉、地溝油、皮鞋膠囊相比，這些事也算不了什么。但這種事情居然發生在作為人文精神最后堡壘的大學里，這些臉呈豬肝色、眼神飄忽、領帶都不會打的小生意人，居然讓年輕人們畢恭畢敬地叫他們校長……實在是斯文掃地啊。

今日教育沉疴，當年的“教育產業化”政策也難辭其咎。明茨伯格在新著《社會再平衡》中，再三強調，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政府（公權）、市場（私權）和社會（共權）齊頭并進的發展，尤其是容易為大家忽視的為第三部門，包括各種NGO（非政府組織）、Not-for-profit（非營利組織）和合作制組織，應該成為教育、醫療、慈善等行業的主導治理形式。上個世紀，學術界反思，為什么中國的“摸著石頭過河”政策的效果遠勝過芝加哥大學等美國名校培養出來的那一批經濟學博士主導的南美和蘇東轉型，原因很簡單：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還沒有這么一批指手畫腳、自以為是的經濟學家（第一個回國的美國經濟學博士林毅夫是在1987年）！而輪到要教育改革的時候，我們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我們有了一大批口含天憲般的“著名經濟學家”，很奇怪，他們除了政府，好像只知道市場，所以什么都要市場化、商業化、產業化，所以，很不幸，教育首當其沖，成了這個簡單二分法的最大犧牲品。

可悲的是，估計也只有在這些領域中國與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才能喚起大家對高等教育的問題的充分重視，從而倒逼出有關方面政策的放開。近年推出的中外合作辦學，內行人都知道，確實代表著傳統體制的一個較大突破。但是，比對外開放更重要的是對內開放，下一步，放開民間自主辦學應該是一個大的方向。《中國教育報》載，2014年，六成以上的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已無法正常運營；另外一個方面，大學畢業生學非所用，用人單位需要投入巨資再培訓畢業生的情況，也越來越普遍。如果這些高校能成為真正的非營利機構、私立大學（反正也掙不到錢了，還不如交出去，相信那些生意人也明白），成立社會化的董事會，讓有用人需求的企業家捐款成為校董，負責聘任專業的管理層，自主管理，自主運營，這些問題應該都可以迎刃而解。

新一代的成功企業家也逐漸意識到，創造財富之后，更大的挑戰和成就感來自于如何利用好這些財富，造福大眾，造福社會。環保、醫療、教育三大領域，是大家下一步關注的焦點。這三個領域中，最具挑戰、也同時最有成就感的，是教育。稍微有點遠見的企業家，也能看出，教育領域這些層層疊疊的矛盾和問題中，蘊涵著多少造福大眾、造福社會的機會。三十年為一世，世變而道更。上一個三十年的主題是發展經濟，下一個三十年的主題是重建社會。上一個三十年，大家拼命掙錢，下一三十年，大家更應該花更多時間想一想的的是如何花錢。如何掙錢留下威名，如何花錢留下的卻是美名。

例如，美國有無數有錢人，但洛克菲勒，卻永遠只有一個。他在日記里寫到“我財源滾滾，如有天助，因為上帝知道，我會把它們用到該用的地方”。別的不說，整個二十世紀，洛克菲勒在中國科學、醫學及高等教育上的投資，就接近8億美元，例如，中國最好的醫學院協和醫學院，就源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很有時候會糾結，感慨“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世”之類。如果他們看到，2007年協和醫學院成立九十周年典禮上，洛克菲勒的第五代被滿懷敬意、眼懷熱淚的人們包圍著出現在現場，為老洛克菲勒的雕像揭幕的那一瞬間，也許會更為釋然？“我們得到了很多，但我們也必須找到幫助我們人類同伴的方法，這一體悟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根本信仰”，洛克菲勒家族代表在發言中說。是的，沒有什么是真正不朽的，但洛克菲勒所達到的，也許至少是人力的極限？

人人都有一個教育夢。往大里說，教育事關國運，大家都責無旁貸；往小里說，教育事關我們每個人自己，要對得起身邊孩子期待的眼神。為什么他們不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因為你我今日的行動，他們的未來不再是夢。